乾隆十五年（1750

年

），清高宗下令，抄檢張廷玉在京住宅。這件事背後的因素很多，第一，這真的叫“一朝天子一朝臣”。第二，

清高宗

最忌大臣結為朋黨，此舉是為徹底粉碎張廷玉之“勢力”。第三，這件事，

清高宗

玩弄三朝老臣於鼓掌之中，絕不無炫耀自己高超“馭臣之術”之意。

從張廷玉來說——首先，不能不說他百密一疏，“事君”有輕侮怠慢之處。其次，終究驗證了“伴君如伴虎”這個道理，再高之官爵，在皇帝眼裡仍然是奴才。

要說的是，史上，

清高宗

應該沒有派人查抄張廷玉已歸居家鄉的“老家”，而是抄檢了他在京的住宅。

此事的由頭，是四川學政朱荃，被御史儲麟趾參劾“匿喪赴任，賄賣生童”，遭罷官回籍，於乾隆十五年

（1750年）

三月行至巴東，從所乘之船上投水自盡。

清高宗

是何等心機縝密、性情刁鑽的皇帝。他認為，這是潛縱滅跡、畏罪自殺，背後一定有更大的弊情，於是下令對朱荃戚屬嚴加拷問，並責令四川總督策楞、湖廣總督永興和巡撫唐綏參與過問此案。

在其嚴厲督責之下，當年七月，湖廣總督永興具折上奏，說御史所劾朱荃之罪件件屬實。如，他“賄賣生童”得贓銀約四五千兩云云。並查出，朱荃原為呂留良、嚴鴻逵等文字獄中獲罪之人。

愛新覺羅·弘曆

這令

清高宗

憤怒至極，拍案稱此為“實近年來學政所未有”之惡行。

其實，這一案件，亦證明他這個歷來自栩明察秋毫、知人善任的“明君”不過爾爾，不僅對臣屬有失察之誤，且被一些舉薦、包庇過朱荃的大臣所矇蔽。

所謂“這些人”，即包括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等重臣。最要害之處，在於朱荃是張廷玉的兒女親家。

清高宗

不可能不把心中一股無名邪火，藉機發洩到張廷玉身上。

接到永興奏摺，

清高宗

便震怒，痛責張廷玉 “公然與為姻親，是誠何心，而漫無忌憚至於如此？其忘記皇考聖恩為何如？其藐視朕躬為何如？張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將伊革去大學士，交刑部嚴審治罪。今既經準其回籍，著交兩江總督黃廷桂於司道大員內派員前往傳旨詢問。”

在此案之前，張廷玉剛剛得到

清高宗

“恩准”，告老懷鄉，回安徽桐城老家了。

於是，

清高宗

降旨，罰張廷玉一萬五千兩，追繳之前賜予的御筆、書籍及一切官物並抄檢了其在京的住宅。

然而，追根溯源，就複雜的多——即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

清高宗

繼位不久，就看不太上張廷玉，處處對他刁難了。

西林覺羅·鄂爾泰

雍正朝，有兩個最受“恩寵”的重臣，一是鄂爾泰一是張廷玉。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清世宗彌留之際，仍未忘記安排這兩個老臣，臨終遺詔中，命將他倆配享太廟。這令此二人感激涕零。大概張廷玉尤甚，因為從滿清立國至此時，配享太廟的十二名異姓大臣中，只有他一個漢人。

清高宗

對這兩個前朝重臣，一開始就看不太上。而且，他滿漢殊異之見甚深，導致更看不上張廷玉。

清高宗

幾次說道：“張廷玉在皇考時僅以繕寫諭旨為職，此嫻於文墨者所優為”；“朕之姑容，不過因其歷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陳設座右而已。”

這是說，張廷玉不過寫寫諭旨，善於舞文弄墨，皇帝我還姑且容忍他，不過因為他做事年頭長了，像個古董玩物，也就擺設在那裡而已。

所以，從乾隆朝伊始，就已經決定了張廷玉後來的波折坎坷窘迫的命運結局。

清高宗

即位之初，一是表示承繼皇考遺志，二也為了穩定朝政，同時封鄂爾泰、張廷玉伯爵，加號“勤宣”。但很快，就開始限制鄂張二人的許可權和勢力。這個時候，

清高宗

還比較剋制，一方面“溫水煮青蛙”，另一方面刻意對二人保持一種相對平衡策略。

張廷玉

張廷玉起始大概對此並無任何察覺。乾隆七年（1742年），他奏請皇上，乞將伯爵爵位由其長子張若靄承襲，遂即被

清高宗

拒絕，回覆說，爵位之封張廷玉本人，及身而止。

清高宗

的手段高超在於，他以張年屆七十為由，準其在紫禁城內騎馬，且不必上早朝。這種看似對老臣“皇恩浩蕩”的“關懷”，實際上將張廷玉逐出了“核心圈子”，形成了由訥親獨自面承聖旨局面。

此時，張廷玉似乎仍未有任何不祥之感。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張廷玉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逝，白髮人送黑髮人，這對他是極大打擊，漸生告老還鄉之意。這時的張廷玉，已經步履蹣跚，行走需人扶持。

清高宗

命其次子庶吉士張若澄在南書房行走，以便照料。但這並未改變他的歸意。

乾隆十三年

（1748年）

正月，張廷玉終於下定決心，以“年近八十，請得榮歸故里”上疏乞休。

這下子徹底惹惱了

清高宗

。他對張廷玉說：“卿受兩朝厚恩，且奉皇考遺命，將來配享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

愛新覺羅·弘曆

再能幹之人，也有幹不動的時候。照常理來說，年近八十告老還鄉，並非不敬之舉。但在

清高宗

看來，不論享有多高榮耀的老臣，畢竟仍是奴才，只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能以年老體衰為由，行不肯盡忠之實。

“不明智”的張廷玉，仍“情詞懇款，至於淚下”地極力陳奏，絕不肯罷休，這就讓

清高宗

非常之不悅和心生反感了。

這一年，

清高宗

本就極不爽快——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他痛失愛妻；接著又是大臣辱命，兵敗金川。

清高宗

大開殺戒，對張廷玉也毫沒客氣。

當年七月，生員樊顯科考場自刎。大學士兼浙江學政陳其凝疑有以權謀私之嫌。

清高宗

命都察院會同浙江巡撫偵訊查明同時，因陳其凝是張廷玉舉薦之員，便當這一干大員之面，斥責張廷玉與陳其凝“師生契密，人所共知”，拉開了整治張廷玉的序幕。

九月，

清高宗

以《御製詩集》“訛誤甚多”為由，命將總裁官張廷玉與梁詩正、汪由敦等人交部議處。

冬至日，他又以翰林院撰擬皇后祭文中用了“泉臺”二字，說此二字只能用於常人，豈可用於皇后，責斥掌管翰林院的大學士張廷玉以及阿克敏、德通、文保等人“草率塞責”，著罰俸一年。

張廷玉

十一月，

清高宗

又挑剔張廷玉、陳大受、汪由敦等人擬寫的諭旨中，故意抑滿揚漢，張廷玉、來保、陳世倌、史貽直、陳大受等五名漢官，被交部議處。他多次降旨訓斥漢官，每次都少不了張廷玉。

在這種情勢下，張廷玉竟然繼續請辭，只想一走了之。

於是，

清高宗

於

乾隆

十四年（1949年）正月再頒上諭說：張廷玉“生長京邸，子孫繞膝，原不必以林泉為樂”，你“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還附詩一首，一方面告誡張廷玉為臣的天職，另一方面提醒他“應知勸”。

無奈，張廷玉就是“不知勸”。

乾隆

十四年（1949年）

十一月，大概

清高宗

是看張廷玉確實過於老態龍鍾，便派人到其府邸，告訴他由其自行決定去留。這或許是體現龍恩，但更多的可能還是試探加貶低。

張廷玉見

清高宗

鬆口，心中稍安。但聽說史貽直進言皇帝，說他無功無德，不應配享太廟，就又進宮，請求皇上別改變

清世宗

遺命，“免冠嗚咽，請一辭以為券”。

張廷玉

這一“乞榮”之舉，似乎是對

清高宗

的極不信任，讓他異常憤怒，於是大光其火。最終

清高宗

逼著張廷玉說出了自己不配進太廟的“口供”，隨後以大學士九卿的名義，修改了清世宗遺詔，罷免了張廷玉身後配享太廟的資格。

總之，前前後後，有

清高宗

的猜疑和嫌棄，也有張廷玉自身的失誤，如皇帝降恩，他自己不去面謝龍主而只讓兒子去、皇長子定安王永璜離世剛過初祭他便急著離京等等。

等等原因疊加，就有了抄檢張廷玉在京住宅一幕。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張廷玉病故。

清高宗

此時又做足了眷顧老臣的姿態，寬恕其過失，令仍配享太廟，頒旨說：張廷玉“要請之愆雖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皇考時，謹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恤，應仍謹遵遺詔，配享太廟，以彰我國酬獎勤勞之盛典。”並賜祭葬如例，諡“文和”。

這真是既羞辱折磨了老臣，最後又當了好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其屆七十，不免想起了一干舊臣，遂作《懷舊詩》，五閣臣中亦有張廷玉。其詩對張廷玉有褒有貶。他在詩注中說：“廷玉卒於家，餘仍遵皇考遺詔行，而彼時不得不示以懲戒，固亦瑕諭不能相掩也”。“廷玉雖有過，餘仍不加重譴，仍准以大學士銜休致，及其既卒，仍配享太廟。餘於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當如何銜感乎？”

這與其說是為展示他的大度寬容隆恩，倒不如說更是炫耀他自己對臣下的駕馭術之高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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