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巾起義”的規模非常大，光起義軍就有三十多萬，間接的參與者更是高達幾百萬。過去，我們認為“黃巾起義”就是一場由政治腐敗導致的農民起義。但這本書認為，除了政治腐敗的原因之外，直接引發“黃巾起義”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場瘟疫，是長達幾十年的持續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有多大，看人口記錄就可以了。在公元160年前後，中國人口總數是5500萬。但僅僅100年後，魏、蜀、吳三國人口加起來，居然還不到800萬。人口損失超過85%。人口的急速減少當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戰亂、饑荒和戶口隱匿等等。但在這其中，瘟疫的影響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連當時很多的名人都死於瘟疫。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幹、應瑒、陳琳、劉楨。

另外，之所以說“瘟疫”是一個社會性事件，是因為它不僅會帶來死亡，還會造成恐慌和逃亡。這很好理解，當瘟疫在一個地區造成大規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無策的時候，活著的人就會想辦法逃離死亡地帶。而這就正好可以被當時宣揚“太平道”的張角所利用。

簡單來說，張角先用“巫術”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後以此來煽動和蠱惑人群。具體的做法是，讓身患瘟疫的人進行懺悔，然後喝下符水。過段時間如果此人痊癒，就證明他是真心懺悔。如果依然病發身亡，則說這個人沒有真心懺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諒。

我們都知道，符水和懺悔並不能真的治療疾病，痊癒與否其實全憑患者的身體素質，但當時的人並不理解這一層。在他們眼中，張角讓原本不可捉摸的瘟疫，變得看上去有跡可循，有理可依。雖然，張角的措施實際上並不能達到平息瘟疫的效果，但在安定人心、抑制恐慌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過，張角的作用不都是正向的。透過懺悔來免除瘟疫之災，這等於從另一方面告訴人們，瘟疫是上天在懲罰人間，這就演化出了一種“末世論”。

隨著瘟疫的連續爆發，“末世”的理念被迅速的傳播和廣泛的接受。張角的組織也在這期間發展到了百萬人的規模。這個時候，張角就想利用“末世論”和百萬教眾，謀求更大的政治利益了。他想推翻和取代東漢政權。公元184年農曆2月，張角正式起兵，他的三十萬軍隊集中在洛陽附近的三個地區，“黃巾起義”正式爆發。起義的過程和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也不是我們理解這段歷史的重點。

這場起義雖然沒有達到它本身的目的，卻直接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東漢政府的軍權下放。這是什麼意思呢？

“黃巾起義”發生後，三十萬起義軍在洛陽附近同時發難，而且這還只是主力軍。同一時間，幾乎全國範圍都有不同規模的起義，這種遍地開花的起義活動，讓東漢政府措手不及。東漢政府之所以會措手不及，這和當時朝廷廢除地方軍有很大的關係。

漢代的軍隊，曾經一度有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區別。中央軍負責大型軍事，比如征伐和平叛，而地方軍主要負責地方治安和緊急軍事。但是到了東漢時期，政府為了防止地方官員和將軍叛亂，就廢除了地方軍，一切軍事活動都由中央軍負責。

但問題是，這一次“黃巾起義”的規模和範圍都超出了中央軍的應對能力。所以，為了平息“黃巾起義”，東漢政府把軍權徹底開放，允許各級地方官員，甚至地主豪強都可以自行招募軍隊，抵抗黃巾軍。這等於是說，只要有條件，人人都可以擁有軍隊。這樣就能理解，連劉備這樣一個“織蓆販履”的人，也可以擁有一支私人武裝了。不過，這樣一來，雖然“黃巾起義”被快速的平定了，但軍權開放無異於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擁有軍權的地方勢力卻越來越不受控制。軍閥割據的局面，其實從這個時候就已經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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