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般會認為，正式代表了“文學自覺”的事件，是由曹丕提出來的。他說：“文章，經濟國家的偉大事業，是永垂不朽的盛世。”這句話可以大概理解為對“文章”價值的確定。而這種“確定”代表了文學（或者說在那個時代）對於自己作為一門學科的獨立性的宣告。曹丕代表著萬千文章家，真正承認了文章本身是有價值的，而不僅僅只是“載道”的工具。因為在古代，《詩經》被認為是禮樂、外交必備的知識儲備，又或者是幫助認識草木蟲魚之類的工具；《楚辭》則更偏向於祭祀之流。哪怕存在漢樂府、古詩等與正統“文以載道”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是人們幾乎沒有公開表達過對文學本身具備價值的承認。

因此，文學的自覺，指的是人們承認文學本身的獨特性與價值，使得文學有了成就較為系統的理論的可能，能夠擁有更加高遠的追求，而不是成為某一個學科的附庸。

而文學自覺又是如何產生的？就我個人而言，這種自覺的產生，或許與士人個體自覺的產生不無關係。

士人自覺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東漢黨錮之禍前後。在那個年代，士人們與皇權、外戚產生了激烈的衝突。可能正是這一種衝突導致了士人們產生了一種“集體自覺”——即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有了一定的認識，會覺得自己是某一類人，這類人和外戚、宦官乃至於皇帝都有所不同。因此，他們就開始有了互相標榜、品題的行為。

然而，兩漢是名教維繫的社會，往往名聲越高而得利越大。在這種環境下，士的個體自覺也漸漸被激發了出來。所謂個體自覺，就是指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與其他的個體有所不同的。當然，需要指明的是，當人擁有價值依託的時候，個體自覺存在的可能性便產生了，名聲獎勵的文化制度未必是直接原因。但是，這種文化制度必然是重要的催化劑。因為當人們開始對自己行為的名義、名聲進行思考的時候，他們便會進一步思考自己行為、思想的獨立性，從而產生一種獨立價值的念頭。

從具體表現上來說，主要就是做出怪異的行為以及喜好品題評價人物。前者和名教的文化系統關係更大乃至於互為因果，人們或許是具備了相當的個體自覺之後才開始看重名聲，又或者是因為追逐名聲而產生個體自覺，此中情況亦難判定。

而後者也會和個體自覺互為因果，因為只有個體自覺發展到了相當流行普遍的程度，品評人物的學問才會變得完備而系統。同時，人們在品評人物的同時，其實就是在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這自然也導致了他對自己作為一種獨立個體存在的狀態的體察。

那麼，個體自覺和文學自覺的關係又是什麼？我認為這又得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首先仍然是從名聲的角度來看，對於名聲的重視，在擁有自覺計程車大夫心中，實質上是對其個體價值的重視，名聲的流傳千古，就是對其價值流傳的肯定。因此，各式各樣的行為都產生了其自覺。因為當人意識到自己的不同時，他大機率會意識到自己擅長的東西具有什麼樣的價值。比如說畫家會想到自己的畫將要流傳，書法家會覺得自己的作品註定光耀一世，而文章家也是這樣。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學的自覺逐漸興起了——文學家意識到了自己的所寫所做所想會是自己價值的延伸，這種延伸自有它的獨立性，不需要依附於儒學、禮教。

而第二個方面，則在於名教帶來的惡果——虛偽。人們或許會為了名利而做出虛偽的舉動，東漢後期舉孝廉中多有偽飾就是明證。因此，個體自覺逐漸覺醒的人們會厭惡這些內容，因為這無法代表他們自身真正的價值。相對應的，他們會更加追求真摯的存在。而文學寫作中的感情，無疑是符合他們的要求的。

上面二種情況互為表裡，只是我一時淺見，有感而發，缺乏引用例證證明，甚是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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