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之前，孫太后是否想過要讓朱祁鎮復位？在這篇文章，筆者就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在明朝，一國之君的廢立並不是一個女流之輩可以左右的，即便貴為皇太后，在無任何特殊情況之下都不可以也不可能做出動搖國本的行止，太祖高皇帝曾在《皇明祖訓》裡嚴格規定過“後宮不得干政”，並要求大明後世子孫必須嚴格遵守。

所以說，如果不是關係到江山的穩固社稷的安危，後宮是不可能參與朝政的，更不用說主持朝政了。

但是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被俘，也先裹挾明英宗包圍京師企圖逼迫朝廷投降，假如當時朝廷迫於無奈而投降，那麼立國還不到百年的明朝就算是亡了。

國家存亡這種大事，朝臣不敢擅自主張，所以他們只能請孫太后出山。畢竟皇帝北狩，太子未立，如此種種既是國事也是朱家的家事，他們急需一個身份地位較高的皇室宗親出來主持大局，孫太后無疑就是最佳人選。

大臣們選擇讓孫太后出面穩定局勢其實也是迫不得已的，當時張太皇太后早已作古多年，符合條件的就只剩下孫太后了。

要知道，自宣宗駕崩之後，孫太后在朝中一直都沒有什麼影響力，當時有張太皇太后統管後宮，更有三楊如此強大的內閣輔政，孫太后想插手也是不可能。所以英宗早期尚能勵精圖治，但是隨著張太皇太后和三楊的陸續去世，孫太后根本震懾不住王振，最終導致王振專權。

透過這些也能看出，孫太后不管是從威望上講還是從能力上來看，其實都不足以裁決皇帝的廢立。

當初，瓦剌裹挾明英宗圍攻北京，大臣請孫太后出山也是無奈之舉，只能將孫太后推到了風口浪尖。

孫太后雖然貴為太后，但她也有常人所具有的“人性”，筆者談歷史，除了遵從史書的記載之外，也習慣輔之以“人性”，畢竟每個人所作出的任何行為決定都是以“人性”為出發點，而“人性”就是每個人的“私慾”，孫太后當然也有她的私慾。

孫太后的私慾就在於她的親生兒子明英宗朱祁鎮身上，我們不妨從這方面著手去試想一下當時孫太后的心理。

當時的局勢是，朱祁鎮被俘，生命危在旦夕，瓦剌人想要以他的命來換取北京城，可是大臣們並不想用江山來換取一個被俘皇帝的性命，皇帝沒了可以再換，但江山沒了，換回了皇帝又有什麼用呢？所以他們一致決定另立新君，可是另立新君是需要得到皇室同意的，即便他們已經決定好了，但如果沒有得到皇室的同意，他們的一切行為就等同於謀逆。

因此他們必須讓孫太后承認他們所決定的一切，以此來為自己正名，取得行為上的合法性。而孫太后內心其實是拒絕的，她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平安歸來，可是朝臣們的逼迫和現實狠狠地打擊了她，她意識到兒子的皇位註定不保，但是她又不甘心自家的皇位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在向大臣們妥協的同時，她又極力的爭取，令大臣們也做出了退讓，最後雙方達成一致意見，那就是：

孫太后同意朱祁鈺為帝，為朱祁鈺的皇位正名，但必須立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將來皇帝駕崩後，皇位還要再傳回朱祁鎮一脈。

這就是“人性”，就是孫太后的私心。

在孫太后與大臣們互相妥協之後，朱祁鈺臨危受命，登基為帝，他重用於謙等大臣擊退了瓦剌，保住了大明江山，在位期間，選賢任能，朝政相比於英宗朝為之一新，如此來看，朱祁鈺也算是一個非常合格的帝王。

但還是那句話，朱祁鈺也是有私心的，他的私心就是在皇位穩定之後，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當太子，所以在景泰三年（1452年），他廢了朱見深太子之位而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此舉招致了部分大臣的不滿，因為朱祁鈺破壞了當初的約定，可是從法統上講，朱祁鈺這麼做也並無不妥。

可是這麼一來，孫太后被徹底激怒了，本來孫太后對朱祁鈺登基一事就耿耿於懷，但如果日後孫子能繼承大統，她也可以勉為其難的接受。不過朱祁鈺廢掉朱見深就等同於擊破了孫太后最後的希望，因此孫太后決心維護她兒子及孫子的利益。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石亨，徐有貞等人密謀擁立朱祁鎮復位，行動之前，他們密告孫太后，孫太后想都不想便同意了，這便是“奪門之變”。

所以我們最後來看，其實從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之前，孫太后就一直希望朱祁鎮復位，如果朱祁鎮復位不成，退而求其次孫子能繼位也可以，只是出於個人的能力威望，祖訓的限制以及時局的複雜多變，她無法以一己之力保證之後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進行。所以最終孫太后還是選擇了勾結石亨，徐有貞等奸佞發動政變，以此來滿足自己的私心，助英宗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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