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物與典故聯絡之緊密，提到柳下惠就不能不言及“坐懷不亂”。春秋時期的魯國士師柳下惠，以三黜不去、坐懷不亂、嚴明審案等典故而被大眾熟知。日前，著名姓氏研究家柳哲先生，向記者展示了秘傳兩千多年的一套柳氏家譜。可面對記者，柳哲先生卻稱“坐懷不亂”疑似編造，矢口否認這種聯絡。（《北京娛樂信報》7月17日報道）

不知這位柳哲先生忙著否認柳下惠與坐懷不亂的聯絡是一種怎樣的心態。但是一個起碼的事實卻無法否認，在民間，柳下惠的“三黜不去”、“嚴明審案”沒人能夠記住，而“坐懷不亂”卻延綿不絕地被後人記住。不論對此宣告多麼不遺餘力，這一點也是難以改變的。

歷史上的柳下惠到底有沒有“時大寒，忽有女子託宿，惠恐其凍死，乃坐之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為亂”的經歷，現在只能說無從考據，斷然其有或其無，都不可取。但此事之所以流傳至今，我以為不是一個歷史真偽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價值的問題。換言之，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更需要這樣一個掌故，而沒必要去管歷史上是否真的確有其事。

而從文化的角度說，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曾有過“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精闢論述，即：由思想家等所創造的經史子集等大傳統，是經過作為小傳統的民間文化渠道傳入至大眾中去的。大傳統不都是原封不動地傳入民間，而往往是經過小傳統的過濾、取捨、增減、改造以至再創造等等有意或無意的加工過程。不難想象，坐懷不亂作為一種君子道德的象徵，無疑是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之一。而作為傳播方式，元人胡炳文的《純正蒙求》也好，元末明初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不亂附妄》也罷，無非也是上述將大傳統向小傳統做出的過渡，如此而已。因此，大可不必為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事而費心思。

此外，從否認柳下惠與坐懷不亂之聯絡中，筆者也感到其中有一種隱隱的文化價值取向在內——“坐懷不亂”式的古板，是否有點不符合時下倡導的“人性化”了？再頌揚坐懷不亂，是不是會有文化倒退之嫌。果真如是，歷史的真偽，同樣也是被擺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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