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名出自於《水經注》的“夏水暴漲，施合於肥”。意思是說，每當夏季江河暴漲時，屬於長江水系的施水（今南淝河）源頭上溯，可與屬於淮河水系的淝水（今東淝河）河源相合。合肥於秦代置縣，先後是汝陰郡、汝陰縣、廬州、廬江郡、廬州府、廬州路治所所在，舊時人們又稱合肥為廬州。

合肥位於安徽省中部，為大別山地的延伸部分。地貌呈崗衝起伏的丘陵，西北高，東南低。其西有大蜀山、雞鳴山；西南有紫逢山、大潛山等圍繞。紫逢山又名李陵山，淝水源出於此，中有隘口可守，元末曾設竹林關。大潛山的龍鳳口，是西向六安、舒城的通道。其東有四頂山、浮槎山等組成的江淮分水嶺自巢湖北岸向東北延伸，長達110公里（今屬肥東縣），可作屏障。其南距巢湖僅20公里，發源於雞鳴山的施水東流經合肥城西后，又貫城而東出注入巢湖。其北有淝水溝通淮河。

古代從中原南下長江，如走水路，無論是由淝水、施水下巢湖，再自巢湖經濡須水入江；還是沿滁水順流而下，東抵六合瓜步，合肥都是必經之地。如走陸路，則可從壽縣經合肥，過峴山昭關直插長江北岸的軍事要地和縣。由於其據淮南水陸要衝，顧祖禹稱之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認為“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指今豫東南唐河、汝南一帶），北向

徐壽（指

今江蘇徐州和安徽壽縣一帶），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掮其背矣。”

三國時，合肥屬曹魏所有。建安五年（200年），揚州刺史劉馥到合肥招募流民，廣營屯田，高築城壘，備戰備荒。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親率水軍屯營合肥，同時在芍陂（今壽縣南）大規模屯田，為常守合肥作物質準備。以後孫權幾次出兵合肥，都因曹操防衛嚴密而失敗。

太和四年（369年），東晉桓溫北伐，從姑孰（今安徽當塗）出發，曾率舟師屯營於此。南北朝時，合肥戰事頻繁，其中對城池破壞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天監五年（506年）。當時合肥在北魏手中，梁遣韋睿攻合肥，堰淝水灌城，魏築東西二小城夾守。韋睿破小城後，也在淝水岸邊築城守堰，但為魏軍所拔。

韋睿

韋睿再次在堤上築壘自固，以水灌城，城遂潰破。於是，梁便將豫州治所從歷陽（今安徽和縣）遷至合肥。接著陳與東魏、北齊、北周也在此進行過爭奪戰。開皇五年（585年），隋在曹魏新城的故址上立鎮建倉，為伐陳作準備。

唐代末期農民起義、藩鎮割據以及宋金對峙等時期，淮南都是主要戰揚。其時，合肥又飽經戰爭之苦，龐勳、王仙芝、孫儒、楊行密、金兀朮、金完顏亮等都佔領過合肥。南宋端平以後，寇略合肥的主要是蒙古兵。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將夏貴以合肥降蒙古，為其滅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合肥城相傳為東漢劉馥所築，原系土城，唐時增以磚瓦，後又代有興修，因城池險固，舊有“鐵打廬州”之說。

合肥在三國時備受魏、吳重視的原因

在三國的戰爭中，合肥被當作兵家必爭之地，魏吳雙方長期頻繁地於此進行攻防戰鬥，其原因何在呢？這一地區在戰略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和影響，以致引起兩國關注和爭奪呢？

（一）合肥所處之淮南西部對於東吳的安全保障極為重要

在三國南北對抗的政治形勢下，東吳的基本經濟區在太湖流域，都城常設在建業，它和曹魏的統治中心——冀、兗、豫州（黃河中下游平原）之間，被淮水及淮南江北的廣闊地帶相隔。江淮之間的這一地段又以今洪澤湖、張八嶺為界，分為東西兩個區域：東部是蘇北平原，即曹魏徐州的南部，廣陵郡與下邳郡的南端，有中瀆水（古邗溝）貫穿其間，地勢低窪潮溼，水網縱橫，湖沼密佈，給行軍作戰造成不利影響，故魏吳雙方都對此區域不大重視。

西部是江淮丘陵、皖西山地與長江沿岸平原，即曹魏的揚州，設有淮南、廬江兩郡，地形多為低山丘陵，有肥水、施水、濡須水溝通江淮，這一區域是魏吳軍事力量對峙衝突的焦點。

對於東吳來說，合肥所在的淮南西部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從防禦方面來講，淮南是江東的外圍屏障，東吳若不能佔據這一區域，僅僅與北方之敵隔江相持，那麼可倚賴的長江天險則失去其半，都城建業直接暴露在敵軍的威脅之下。而吳國的陸軍由於數量有限，無法在沿江千里處處設防，往來調動又有很大的困難，處境將十分被動。

趙範

正如趙範所言：“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裡，何從而防哉”。所以東吳最可靠的守江辦法是控制江北、淮南的土地，把防線前移，使敵軍水師不能順利入江，只能沿著幾條南北方向的水道運動；這樣吳軍可以使作戰的正面防線大大縮短，有利於兵力的集中。

合肥的地理位置處於淮南西部地區的中心，吳國若想實現上述戰略意圖，勢必要努力去奪取合肥。如李燾《六朝通鑑博議》所言：“吳之與陳，雖皆守江，吳圍合肥，陳攻壽春，所爭常在於淮甸。”

從進攻的角度來看，孫吳如欲北伐中原、擊敗對手而統一天下，第一步也必須要控制淮南，作為北進的出發基地和跳板。而從江東建業出兵，攻擊曹魏的統治重心——洛陽、許昌等地，途經合肥所在的淮南西部，是距離最為接近的，對敵人的威脅最大。所以孫吳多次經此地區進軍北向，力圖奪取合肥和控制整個淮南。

（

二）合肥

處於南北水陸交通的要衝

三國時期，社會政治、軍事衝突的地域表現主要是曹魏與吳、蜀的南北對抗；魏吳兩國交戰對峙的疆界沿江上下，自東向西橫貫數千裡。由於受到山陵、川澤等自然條件的限制，雙方的軍事行動基本上是經過幾條水陸交通幹線進行的。吳國的北伐多倚賴水軍的優勢，沿著三條南北走向的河流進行。它們包括：

1、中瀆水。從江都北入水道，過精湖、射陽湖等，至廣陵進入淮河。

2、濡須水——巢肥運河——淝水。自濡須口逆流而上，過東關、入巢湖，沿施水過合肥，再沿肥水過芍陂、壽春入淮。

3、漢水。自沔口溯漢江西進，至竟陵北上，過荊城、都縣、宜城，抵達襄樊。

單純地使用陸路交通線的情況，在魏吳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出現得較少，主要原因是陸運兵員、糧草給養的方式通常為步行、畜馱和車載，費時費力。相比之下，船隻航運因為能夠利用水、風等自然力的幫助，效率要比陸運高得多。如漢朝人稱：“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

而孫吳軍隊又以水師、水戰見長，以致被曹魏方面統稱為“水賊”。即使步兵陸戰，也經常依託船隊，所謂“上岸擊賊，洗足入船”，所以北伐的路線往往要選擇水道了。

在上述三條水道中，合肥方向的濡須水——施水、肥水航線為吳國北伐道路之首選，運用的次數最多，投入的軍隊數量與作戰規模最大，統帥多為親征的國君或權臣，可見其備受東吳軍事指揮集團的重視，其中原因又是什麼呢？

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瀆水道及其經過的湖泊通常較淺，受季節和雨量的影響，時有乾涸淤塞，不能保證船隊常年通航。

蔣濟

如黃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領舟師經廣陵徵吳，蔣濟便上表稱“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結果返途至精湖時擱淺，“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對江北地區實行移民後，中瀆水道附近人煙稀少，給養難覓，加上船隻航行的困難，因此不是吳軍北伐的理想途徑。曹魏也深知這一點，故對徐州地區的防務並不重視，部署的守軍很少。

第二，漢水一路，船隻溯流抵達襄樊後，由於水道折而向西，無法北進中原。

吳國軍隊即使佔領了重鎮襄陽，還需要棄船陸行，打通豫西丘陵或方城隘口，才能進入華北大平原。在地形不利的條件下連續作戰，又無法發揮水軍的優勢，這對吳國來說，阻力和難度是很大的。

第三，合肥所在的這條水陸通道是當時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幹線，由於巢肥運河的開鑿，肥水與濡須水將長江與淮河溝通起來。

曹操在赤壁之戰後數次南征，都曾利用水路，船隊由河北的鄴城出發，經白溝入黃河，進陰溝水、蒗蕩渠、渦水入淮，再浮肥水，過壽春、合肥，越巢湖，入潏須水而達長江，若非孫吳設定的塢壘障礙，沿途可以暢行無阻。吳國水師如能由這條航道入淮，那麼，沿淮上下具有多條通往北方的水路，如東有渦、泗，西有潁、汝等等，可供進兵選擇。在水道的通達性方面，這條行軍路線顯然要更為有利得多；因此，它被當做吳軍攻魏的首選戰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經此途。

合肥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這條水陸交通幹線的要衝。

首先，合肥位於巢肥運河的修建之處，即施水與肥水的連線地段。其次，就地形而言，合肥西邊則是大別山脈東端的隆起地帶——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合肥坐落在這一狹窄通道上，因而成為道路要衝。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裡就是南北商旅往來的萃居之所，從而形成了一個繁榮的貿易都市。如《史記·貨殖列傳》所稱：“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史記正義》日：“合肥，縣，廬州治也。盲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

在地理條件上，合肥左右兩側受地形、水文等不利因索的限制，難以做大規模的兵力運動，部隊行進往往要途經這個咽喉要地。所以，佔據了合肥，即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幹線，可以在軍事上獲得很大的主動權。

（三）合肥位於淮南（西部）的中心，是幾條道路彙集的交通樞紐

顧祖禹

合肥的地理位置，正處在江淮之間的中心地段，不僅是南北水陸幹線的衝要，而且四通八達，為數條路途的匯聚之所，屬於“鎖鑰地點”，即交通、軍事上的樞紐。控制了合肥，便可以向幾個戰略方向用兵，或堵住幾個方面的來敵，如顧祖禹所言：“府為淮右噤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為魏守也。”這也是它備受軍事家重視的原因。

從合肥出發，除了北上壽春抵達淮濱、與南越巢湖進入長江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方向的道路：

1、東路。由合肥東去，沿著江淮丘陵的南麓而行，過大、小峴山（春秋楚國曾在小峴山上設定著名要塞“昭關”），就到了長江北岸又一處重要渡口——歷陽的橫江渡。此地原為漢朝揚州刺史治所，對岸便是建業以西的關津門戶——牛渚（採石磯）。

魏軍如果兵臨歷陽，就會直接威脅東吳的國都。黃初三年（222年），曹魏複合肥之守，即由此派遣兵馬至橫江，與吳軍接戰，引起孫權的驚恐，上書詢問曹丕。後來西晉滅吳時，揚州都督王渾所率南征大軍，也是由合肥走這條陸路到橫江，打敗了吳師主力——中軍，迫使吳國投降的。

2、西南路。由合肥南下，沿著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的邊緣向西南而行，即可到達皖城（今安徽潛山），這是魏吳長期交戰爭奪的另一個重要地點。

皖城所在的安慶地區亦為江北要衝，被兵家譽為“中流天塹”。曹魏如果佔據皖城，既可以向西南威脅孫吳在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昌、夏口，又可以向東逼迫牛渚、建業，取得有利的形勢。在三國的戰爭史上，曹魏方面曾數次派遣大將（如曹休、司馬懿、滿寵等）領軍經過合肥，對此地發動攻擊。

3、西路。自合肥西去，經廬江郡之六安，陸路可達豫州南部諸郡。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從荊州遣張喜敦合肥，即由此途東來，並順路帶上汝南郡兵增援。豫州南境的汝南、弋陽、安豐等郡，在大別山之北麓，吳軍若從其南邊發動進攻，則背臨大江，穿越峰嶺，多有不利因素。但若能佔領合肥，由該地出發西行，一路皆為坦途，並無名山大川之阻，交通條件要優越得多。

就以上情況來看，合肥乃四方道路交匯之所，是兵法所言的“衢地”，具有很高的軍事價值，因此魏吳雙方均竭盡全力來爭奪這一戰略要樞。

（四）合肥對魏吳兩國在淮南的屯墾事業影響重大

曹魏與孫吳在淮南西部連年征戰對峙，投入重兵，消耗的大量糧草軍貸，都需要從各自後方輾轉千里運來，耗費的人力財力甚多。如果在前線附近就地屯墾，生產軍糧，則能大大減輕內地的繁重負擔。

從地形水文情況來看，魏吳雙方在淮南西部的領土大致上是被皖西山地、巢湖和江淮丘陵的東段所隔開。曹魏所控制的壽春地區，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又有肥水、黎漿水、沘水等河流經過，自然條件有利於農業墾殖。自春秋楚相孫叔敖在此修建芍陂以來，稻作農業大為發展。

鄧艾

正始年間，魏國採納了鄧艾的建議，以壽春為中心，在淮南、淮北大興屯田水利，積聚軍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吳國佔領的廬江皖城地區，則是在皖西山地以南的長江沿岸平原，土壤肥美，灌溉便利，宜於耕種。

孫吳也多次於此駐軍屯墾，頗有收穫。魏吳兩國在淮南所發動的戰役，有些就是以破壞對方的前線屯懇事業為目的。如青龍三年（235年）孫權派兵數千家佃於江北，八月秋收時，魏徵東將軍滿寵“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正始二年（241年）全琮伐魏，“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

由於地形的阻隔，巢湖以南的吳師進攻壽春，或是江淮丘陵以北的魏軍攻擊皖城，最為便利的進軍路線都要經過合肥；在兩國都不能獨佔淮南的情況下，控制合肥的一方顯然可以在軍事上獲得很大的利益。

從史實來看，吳國因為不能佔領合肥，在廬江皖城一帶的屯墾得不到安全保障。魏軍掌握著出擊的主動權，多次從合肥南下，順利地摧破孫吳的江北諸屯，焚燒積穀，使其無法利用當地的經濟資源。

另一方面，魏國由於長期佔據著合肥，屢次將吳師阻於城下，使它難以逾越江淮丘陵；這樣，魏在壽春地區的農墾經濟只受到過少數短暫的破壞，並未傷及元氣。三國後期，魏吳雙方的軍事實力對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曹魏在淮南的軍事優勢漸漸變得不可動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兩淮地區屯墾事業的巨大成功。而這項成功的地理保障，便是佔據合肥這塊前哨陣地，這樣既能夠進擊破壞吳國的江北屯墾；又可以阻止敵軍穿越江淮丘陵，保護本國在淮南的經濟建設。

綜合以上幾項因素，合肥對於魏吳雙方的戰爭行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所以受到兩國統帥的重視，多次調兵遣將，進行激烈的爭奪，這是因為合肥在地理位置、自然地形、交通和軍事上的特殊價值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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