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武功在明成祖朱棣時達到鼎盛，

“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而至嘉靖之時，

軍力卻衰敗不堪

，軍隊面對韃虜、倭寇甚至出現了

“涕泣不敢戰”、“聞風潰散”

現象，

毫無作戰能力

。因何至此，全網尚未有明晰的論述。若欲探討明軍的作戰能力變遷，就要搞清楚明朝軍隊的徵召模式和組織形式的演變，

本文擬就這兩個問題展開論述。

一、從世襲到招募：明代軍隊徵召模式的演變

明初仿效

隋唐的府兵制度

，制定了

衛所制度

。當時，明太祖朱元璋令在各要害之地設立衛所，

“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

，戶所外統于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

“明以兵部掌兵權，而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無統兵之權 ， 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

制度安排誠可謂精妙。

圖1，正在作戰的騎兵（［明］佚名：《平番得勝圖》區域性）

朱元璋的手下計程車兵是在與元朝及元末群雄爭戰期間收攏起來的，其軍隊來源主要有

“從徵”（投靠），“歸義”（投降），“謫發”（罪犯充軍），“籍選”（按戶籍抽丁）

四種方式，其中籍選是最為主要的來源。在衛所制度推行之後，朱元璋的各支軍隊被編入到各地的衛所之中。衛所大部分軍隊在各地衛所所控制的

屯田耕種

，稱為屯軍，少部分駐守操練，

稱為旗軍，定期輪換。

與此同時，朱元璋沿用元代的戶籍制度，按照人民的職業分工，

編制了民籍、軍籍、匠籍、儒籍等戶籍型別

，戶籍世襲，並承擔相應的義務。

如匠人入了匠籍，其子孫世代都是匠人，國家興建重大工程的時候，便徵發他們前往營建。

軍籍的人則世代都要當兵，為國扛槍，不得擅自改作其他營生，除籍更是幾乎不可能。當時每一軍士之家，成年男子常在衛所，需要隨時上戰場作戰，而其子弟稱作餘丁或軍餘，而衛所的軍官亦多是世襲。

如我們熟悉的抗倭英雄戚繼光他家就有世襲的官職，戚繼光在年僅十六歲時便繼承祖上的職位，任登州衛指揮僉事。

明代的衛所是常設機構、不是戰時組織，是衛所軍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戰時由朝廷臨時調兵遣將，士兵被控制在衛所之中，成為高度職業化的義務兵，並且軍糧大都來自於軍士家屬屯墾所得，軍費開銷極低，朱元璋曾得意地說道

“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這樣徵召模式自然使得明初士兵都比較善戰，軍力較為強勁。

二、從衛所到團營：明代軍隊組織形式的變遷

明初這種軍事建設的藍圖不久便因

邊患的日益加劇

而改變，特別是明王朝的周邊地區，臨時性的調兵遣將逐漸變為

常規制度

，並最終導致軍隊

組織模式

發生了變化，而這一切都可追源於

“土木堡之變”

。正統十四年（1449年），

瓦刺部

大舉入侵，明英宗草率親征，據稱多大

五十萬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英宗被俘

，幸好有

于謙

等賢能大臣的極力扶持明王朝才免於覆滅，但王朝國勢卻因此

變衰

，戰事疊起，先是民亂驟生，

繼而南倭北虜

，後來遼東戰亂又起，明代的軍事制度因之而不斷

調整、變化。

土木之變後，京軍三大營損失殆盡，于謙於各衛所選精兵十萬，分十營集中操練，是為團營。又後來

“團”漸成為虛設

，

營成為最基本的單位。

因邊警，在北部邊疆相繼設立了九個軍鎮，號稱

“九邊”

，也有大量的營兵存在。

各營計程車兵和軍官起初多抽調自衛所，後來士兵多轉募於民間，軍官亦多源自招募。募於民間計程車兵和軍官在裁撤之後便復原各業。如明末遼東備禦杜應魁被罷官之後，便

“市酒長安”

。繼而，各營計程車兵和衛所計程車兵產生了

“軍兵”

的概念，大抵，

“軍”

是衛所中世襲的軍士，

“兵”

是各營中招募計程車兵。

圖2，行進中的步兵。騎馬者為軍官，士兵背上白圈中均有“兵”字。

（［明］仇英：《倭寇圖卷》區域性）

衛所屯駐之軍是因為世襲的賦役被迫出戰，招募所得之兵則是因豐富的糧賞才參軍入伍，故而

“兵”較“軍”的待遇好的多。

衛所之

“軍”只有月糧（按月發的工資）

，戰時才有行糧

（補貼）

，而

“兵”

除了月糧之外，還有

安家、馬價、衣裝、器械等銀

。明末之時，如果一個南方人應募遼東軍鎮的騎兵，朝廷將要為他支付下面這些款項：月餉一兩五錢白銀

（即月糧，明末已改折為白銀，按月發放）

，安家銀五兩

（安家費）

、盔甲器械銀五兩

（添置武器防具）

、鞍馬之費十四兩

（購買馬匹等費用）

，即改士兵投軍作戰的頭一年中

（不考慮閏月）

，朝廷至少需要花去白銀42兩，即便不是騎兵，也需要花費近30兩白銀。除上述之外，年節另需犒賞，此外若有獲取首級等項戰功仍需額外加賞。綜合下來，平均下來明廷需要為一個普通步兵開銷至少40兩左右的白銀。

若依據上述的標準，養兵十萬，一年的開銷就要達到400多萬兩，這幾乎已經達到明廷中央財政收入的全部

（明廷每年收入約折銀兩千餘萬兩，其中中央直接支配的通常也就4～500萬兩）

。據

《明代整理與研究》

一書的統計，在國勢比較強盛、四方几無戰事的隆萬之際，明廷每年軍費的開銷就已經佔到了其財政總支出的近百分之七十，更遑論戰亂頻仍的晚明亂世了。

三、波浪式的起伏：明代軍事實力的興衰之路

言至於此，我們不免就會心生疑惑，

明廷為什麼捨棄不需要多少花費的衛所制度，而耗費巨資豢養招募的軍隊

，要弄清這個問題，就要探討明代衛所

制度的衰敗

，繼而引出了我們對於明代軍事實力的探討。

明代衛所制度執行的經濟基礎

在於軍屯

，明中葉以來各地軍屯制度的敗壞使得衛所制度亦變得

有名無實

。如，明成祖在貴州建省之時，曾設衛所二十，共有

“屯田、池塘共九十五萬七千六百餘畝”

，至正統時期大臣

王驥

發現：近九十六萬畝的土地

“徒存虛名……良田為官豪所佔……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

。即軍士所分得的土地被各類官豪侵佔殆盡，以至於各地

“軍士妻子衣食不給，皆剜蕨根度日”

。在生存艱難的背景下，軍戶們便大量逃亡，明軍的將領軍官們並不嚴加管理，反而樂於放縱他們逃亡。因為士卒逃亡後，軍官便可以吃逃亡士卒的空額，於是各地衛所計程車兵缺額越來越嚴重。即使沒有逃走的，也多淪為軍官們的

佃戶

，

“佔役軍士不得操守”

，疏於訓練。至正德八年（1513年），給事中李淳便反映道：

“官軍不習戰陣，在在皆然”

。衛所空虛、所存士兵缺衣少食，又訓練不濟，在戰爭威脅不斷的背景下衛所軍士焉能作戰？

圖3，正在作戰的水兵。（［明］仇英：《倭寇圖卷》區域性）

至嘉靖時期，無論是沿海還是內陸，

各地衛所都鄙壞不堪。

明初曾在沿海地區共設定了50 多衛，20餘萬軍隊，而至嘉靖時，

浙閩沿海衛所，戰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

，

“倭寇劫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

。邊軍也廢弛不堪，嘉靖元年（1522年），陳九疇巡撫甘肅，查邊軍在籍

七萬餘人

，存者不足半數，又多老弱。在此背景下，名臣楊一清一針見血地指出：

“惟有召募一策，以應目前之急。”

從嘉靖時期開始，明廷開始大批次地招募軍隊，這些軍隊待遇較好，在訓練充分的情況下，能夠發揮出較好的戰鬥力，故而能

戚繼光

等夠迅速的碾平倭患，繼而北調，維持了邊境地區的安寧，

但後來營兵亦告腐敗。

圖文分享自：史海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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