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爸爸的房子有條車道，邊上種著白楊樹，哈桑和我經常爬上去，用一塊鏡子的碎片把陽光反照進鄰居家裡，惹得他們很惱火。在那高高的枝椏上，我們相對而坐，沒穿鞋子的腳丫晃來蕩去，褲兜裡滿是桑椹乾和胡桃。我們換著玩那破鏡子，邊吃桑椹幹，邊用它們扔對方，忽而吃吃逗樂，忽而開懷大笑。我依然能記得哈桑坐在樹上的樣子，陽光穿過葉子，照著他那渾圓的臉龐。他的臉很像木頭刻成的中國娃娃，鼻子大而扁平，雙眼眯斜如同竹葉，在不同光線下會顯現出金色、綠色，甚至是寶石藍。我依然能看到他長得較低的小耳朵，還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來像是一團後來才加上去的附屬物。他的嘴唇從中間裂開，這興許是那個製作中國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於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時在樹上我還會慫恿哈桑，讓他用彈弓將胡桃射向鄰家那獨眼的德國牧羊犬。哈桑從無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會拒絕。哈桑從未拒絕我任何事情。彈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親阿里常常逮到我們，像他那樣和藹的人，也被我們氣得要瘋了。他會張開手指，將我們從樹上搖下來。他會將鏡子拿走，並告訴我們，他的媽媽說魔鬼也用鏡子，用它們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讓他們分心。“他這麼做的時候會哈哈大笑。”他總是加上這麼一句，並對他的兒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會咕噥著，低頭看自己的雙腳。但他從不告發我，從來不提鏡子、用胡桃射狗其實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條通向兩扇鍛鐵大門的紅磚車道兩旁植滿白楊。車道延伸進敞開的雙扉，再進去就是我父親的地盤了。磚路的左邊是房子，盡頭則是後院。

人人都說我父親的房子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華麗的屋宇，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全喀布林最美觀的建築。它坐落於喀布林北部繁華的新興城區，入口通道甚為寬廣，兩旁種著薔薇；房子開間不少，鋪著大理石地板，還有很大的窗戶。爸爸親手在伊斯法罕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選購了精美的馬賽克瓷磚，鋪滿四個浴室的地面，還從加爾各答Calcutta，印度城市。買來金絲織成的掛毯，用於裝飾牆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掛著水晶吊燈。

樓上是我的臥房，還有爸爸的書房，它也被稱為“吸菸室”，總是瀰漫著菸草和肉桂的氣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後，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書房的黑色皮椅上。他們填滿煙管——爸爸總說是“餵飽煙管”，高談闊論，總不離三個話題：政治，生意，足球。有時我會求爸爸讓我坐在他們身邊，但爸爸會堵在門口。“走開，現在就走開，”他會說，“這是大人的時間。你為什麼不回去看你自己的書本呢？”他會關上門，留下我獨自納悶：何以他總是隻有大人的時間？我坐在門口，膝蓋抵著胸膛。我坐上一個鐘頭，有時兩個鐘頭，聽著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談話聲。

樓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擺著專門訂做的櫥櫃。裡面陳列著鑲框的家庭照片：有張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納迪爾國王，阿富汗國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殺。在1931年的合影，兩年後國王遇刺，他們穿著及膝的長靴，肩膀上扛著來復槍，站在一頭死鹿前。有張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著黑色的套裝，朝氣蓬勃，臉帶微笑的媽媽穿著白色衣服，宛如公主。還有一張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夥伴拉辛汗站在我們的房子外面，兩人都沒笑，我在照片中還是嬰孩，爸爸抱著我，看上去疲倦而嚴厲。我在爸爸懷裡，手裡卻抓著拉辛汗的小指頭。

凹壁可通往餐廳，餐廳正中擺著紅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綽綽有餘。由於爸爸熱情好客，確實幾乎每隔一週就有這麼多人坐在這裡用膳。餐廳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爐，每到冬天總有橙色的火焰在裡面跳動。

拉開那扇玻璃大滑門，便可走上半圓形的露臺；下面是佔地兩英畝的後院和成排的櫻桃樹。爸爸和阿里在東邊的圍牆下闢了個小菜園，種著西紅柿、薄荷和胡椒，還有一排從未結實的玉米。哈桑和我總是叫它“病玉米之牆”。

花園的南邊種著枇杷樹，樹陰之下便是僕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簡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親住在裡面。

在我母親因為生我死於難產之後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誕生在那個小小的窩棚裡面。

我在家裡住了十八年，但進入阿里和哈桑房間的次數寥寥無幾。每當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開了。我穿過那片薔薇，回到爸爸的廣廈去；哈桑則回到他的寒廬，他在那兒出世，在那兒度過一生。我記得它狹小而乾淨，點著兩盞煤油燈，光線昏暗。屋裡兩端各擺著一床褥子，一張破舊的赫拉特出產的地毯四邊磨損，擺在中間。屋角還有一把三腳凳，一張木頭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畫畫。此外四壁蕭然，僅有一幅掛毯，用珠子綴著“Allahuakbar”（真主偉大）的字樣。那是爸爸某次去麥什德旅行時給阿里買的。

1964年某個寒冷的冬日，正是在這間小屋，哈桑的母親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媽媽因為生產時失血過多而謝世，哈桑則在降臨人世尚未滿七日就失去了母親。而這種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數阿富汗人看來，簡直比死了老孃還要糟糕：她跟著一群江湖藝人跑了。

哈桑從未提及他的母親，彷彿她從未存在過。我總是尋思他會不會在夢裡見到她，會不會夢見她長什麼樣子，去了哪裡。我還尋思他會不會渴望見到她。他會為她心痛嗎，好比我為自己素昧平生的媽媽難過一樣？有一天，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電影，我們從爸爸家裡朝扎拉博電影院走去。我們抄了近路，穿過獨立中學旁邊的軍營區——爸爸向來不許我們走那條捷徑，但當時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們跨過圍繞著軍營的藩籬，跳過一條小溪，闖進那片開闊的泥地，那兒停放著積滿塵灰的廢舊坦克。數個士兵聚集在一輛坦克的影子下抽菸玩牌。有個士兵發現了我們，用手肘碰碰身邊的傢伙，衝哈桑嚷嚷。

“喂，你！”他說，“我認識你。”

我們跟他素不相識。他又矮又胖，頭髮剃得很短，臉上還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臉帶淫褻，朝我們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亂。“繼續走！”我低聲對哈桑說。

“你！那個哈扎拉小子！看著我，我跟你說話吶！”那士兵咆哮著。他把香菸遞給身邊那個傢伙，用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圍成圓圈，另外一隻手的中指戳進那個圈圈，不斷戳進戳出。“我認識你媽媽，你知道嗎？我和她交情不淺呢。我在那邊的小溪從後面幹過她。”

眾士兵轟然大笑，有個還發出一聲尖叫。我告訴哈桑繼續走，繼續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緊！”那士兵邊說邊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稍後，電影開始了，我在黑暗中聽到坐在身邊的哈桑低聲啜泣，看到眼淚從他臉頰掉下來。我從座位上探過身去，用手臂環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認錯人了，”我低語，“他認錯人了。”

據說莎娜芭拋家棄子的時候，沒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可蘭經》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輕19歲的莎娜芭，這個女人美貌動人，可是不潔身自愛，向來聲名狼藉。人們對這樁婚事大皺眉頭。跟阿里一樣，她也是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哈扎拉族人。她還是他的第一個堂妹，因而他們天生就應該是一對。但除了這些，至少在他們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無共同之處。風傳莎娜芭那善睞的綠眼珠和俏皮的臉蛋曾誘得無數男人自甘墮落，阿里的半邊臉罹患先天麻痺，因此他無法微笑，總是一副陰騭的臉色。要判斷石頭臉的阿里究竟高興還是難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只有從他眯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斷其中是歡樂的閃爍，還是哀傷的湧動。人們說眼睛是心靈的視窗，用在阿里身上再貼切不過，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聽說莎娜芭步履款款，雙臀搖擺，那誘人的身姿令眾多男人跟他們的愛人同床異夢。但阿里得過小兒麻痺症，右腿萎縮，菜色的面板包著骨頭，夾著一層薄如紙的肌肉。我記得八歲那年，有一天阿里帶我到市場去買饢餅。我走在他後面，嘴裡唸唸有詞，學著他走路的樣子。我看見他提起那條嶙峋的右腿，搖晃著劃出一道弧形；看見他那條腿每次踏下，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右邊傾低。他這樣蹣跚前進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說是個小小的奇蹟。我學著他走路，差點摔進水溝，忍不住咯咯笑起來。阿里轉過身，看到我正學著他。他什麼也沒說。當時沒說，以後也一直沒說，他只是繼續走。

阿里的臉龐和步伐嚇壞了某些鄰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煩的是那些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過，他們總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魯”，也就是專吃小孩的惡魔。“喂，巴巴魯，今天你吃了誰啊？”他們一起歡樂地叫喊，“你吃了誰啊，塌鼻子巴巴魯？”

他們管他叫“塌鼻子”，因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種外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哈扎拉人的瞭解就這麼多：他們是蒙古人的後裔，跟中國人稍微有些相似。學校的教材對他們語焉不詳，僅僅提到過他們的祖先。

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書房翻閱他的東西，發現有本媽媽留下的舊歷史書，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書上的塵灰，那天晚上偷偷將它帶上床，吃驚地發現裡面關於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寫了滿滿一章。整整一章都是關於哈扎拉人的！我從中讀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圖人曾經迫害和剝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紀時，哈扎拉人曾試圖反抗普什圖人，但普什圖人“以罄竹難書的暴行鎮壓了他們”。書中說我的族人對哈扎拉人妄加殺戮，迫使他們離鄉背井，燒焚他們的家園，販售他們的女人。

書中認為，普什圖人壓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前者是遜尼派穆斯林，而後者是什葉派。那本書記載著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師從未提及，爸爸也緘口不談。它還訴說著一些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比如人們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載貨蠢驢”等。我曾聽到有些鄰居的小孩這麼辱罵哈桑。

隨後那個星期，有天下課，我把那本書給老師看，指著關於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幾頁，嗤之以鼻地把書還給我。“這件事什葉派最拿手了，”他邊收拾自己的教案邊說，“把他們自己送上西天，還當是殉道呢。”提到什葉派這個詞的時候，他皺了皺鼻子，彷彿那是某種疾病。

雖說同屬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鄰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裡去了。據說她憎惡他的相貌，已經到了盡人皆知的地步。

“這是個丈夫嗎？”她會冷笑著說，“我看嫁頭老驢子都比嫁給他好。”

最終，人們都猜測這樁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親之間的某種協定。他們說阿里娶他的堂妹，是為了給聲名受辱的叔叔恢復一點榮譽，儘管阿里五歲痛失牯持，也並無值得一提的財物或遺產。阿里對這些侮辱總是默默以待，我認為這跟他畸形的腿有關：他不可能逮到他們。但更主要的是，這些欺辱對他來說毫不見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經找到他的快樂、他的靈丹妙藥。那真是足夠簡單的事情，沒有產科醫生，也沒有麻醉師，更沒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儀器裝置。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張髒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麼也沒墊著，阿里和接生婆在旁邊幫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幫助，因為，即使在降臨人世的時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無法傷害任何人。幾聲呻吟，數下推動，哈桑就出來了。臉帶微笑地出來了。

先是愛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訴鄰居的僕人，那人又到處宣揚，說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懷中的嬰兒，瞥見那兔唇，發出一陣淒厲的笑聲。

“看吧，”她說，“現在你有了這個白痴兒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願抱著哈桑，僅僅五天之後，她離開了。

爸爸僱傭了那個餵過我的奶媽給哈桑哺乳。阿里跟我們說她是個藍眼睛的哈扎拉女人，來自巴米揚，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這麼說。

她唱什麼歌呢？哈桑跟我總是問，雖然我們已經知道——阿里已經告訴過我們無數次了，我們只是想聽阿里唱。

他清了清喉嚨，放聲唱起來：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喚阿里的名字，神靈的獅子

啊～阿里，神靈的獅子，凡人的國王

給我悲傷的心靈帶來喜悅

然後他會提醒我們，喝過同樣的乳汁長大的人就是兄弟，這種親情連時間也無法拆散。

哈桑跟我喝過同樣的乳汁。我們在同一個院子裡的同一片草坪上邁出第一步。還有，在同一個屋頂下，我們說出第一個字。

我說的是“爸爸”。

他說的是“阿米爾”。我的名字。

如今回頭看來，我認為1975年冬天發生的事情——以及隨後所有的事情——早已在這兩個字裡埋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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