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族規家訓

孔氏家族制訂的族規家訓，目的是為了維護家族內部的正常秩序，約束族人的思想和行為。族人凡是有違犯族規家訓者，就會受到家法的制裁，官府的懲處，以至於被家譜除名、革除族籍。

孔氏族人歷來重視家儀，並有因此而獲罪的。清朝時，孔子六十九代孫孔繼汾，一生從事孔氏家族的研究，著述頗豐。孔繼汾曾在朝中任職，乾隆皇帝來曲阜時，他在孔廟給乾隆講經，並擔任乾隆的引導官，很受重視。孔繼汾博學多才，家族中凡有婚喪吉凶諸事多來向他請教禮儀。他為了使後世子孫在婚喪各事的禮儀上有法可依，便將孔氏家儀集而成典，用三年時間寫成《孔氏家儀》和《家儀答問》兩書。

《孔氏家儀》共十四卷，其中卷四分為上下。另有自序一篇。卷一至卷三為“吉禮”，內容包括廟祭、袝、墓祭；卷四至卷十為“凶禮”，內容為喪服、喪服表、初終至既殯、葬、喪祭、奔喪扶櫬、改葬、吊賻會葬；卷十一至卷十三為“嘉禮”，內容有昏、家庭燕會相見及對賓客、修家譜；卷十四為一篇自序。《家儀答問》有四卷，中有續集（上、中、下）和外篇。卷一為總序一章、答吉禮十五章；卷二為答凶禮十二章；卷三為答凶禮二十一章；卷四為答嘉禮十二章；續篇分別為答吉禮九章、答凶禮十六章、答嘉禮一章；外篇為答殤服四章。

孔繼汾寫出這兩本書，卻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同為孔氏族人的曲阜原任四品執事官孔繼戌，寫了呈文上告孔繼汾，呈文中說：書中所述禮儀與清朝《會典》大法不符，膽敢纂改朝廷制訂的大典儀式；並抓住《家儀》自序中有“於區區復古之心”，認為這是對當今社會制度的不滿，有排滿情緒。在當時乾隆的文字獄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孔繼汾被充軍邊疆，死於邊外。《孔氏家儀》和《家儀答問》在當時就被列為禁書，雖屢經禁燬，但仍然流傳下來，山東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已將金代孔元措編撰的《孔氏祖庭廣記》和孔繼汾的《孔氏家儀》、《家儀答問》三種書合為一冊，於1989年作為《孔子文化大全》巨型叢書中的一冊正式出版，使我們可以得窺《家儀》全貌。

孔氏家族的族規家訓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衍聖公作為全族的大宗主，頒佈有綱領性的族規《孔氏祖訓箴規》，具有指導作用，各地族人必須共同遵循。

孔子

孔氏祖訓箴規：

1、春秋祭祀，各隨土宜。必豐必潔，必誠必敬。此報本追遠之道，子孫所當知者。

2．譜牒之設，正所以聯同支而親本。務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為聖裔。

3、崇儒重道，好禮尚德，孔門素為佩服。為子孫者，勿嗜牙，l忘義，出入衙門，有虧先德。

4、孔氏子孫徙寓各州縣，朝廷追念聖裔，優免差徭，其正供國課，只憑族長催徵，皇恩深為浩大。宜各踴躍輸將，照限完納，勿誤有司奏銷之期。

5、譜牒家規，正所以別外孔而親一體。予孫勿得勾相譽換，以混來歷宗枝。

6、婚姻嫁娶，理倫守重。子孫間有不幸再婚再嫁，必慎必戒。

7、子孫出仕者，凡遇民間詞訟，所犯自有虛實，務從理斷而哀矜勿喜。庶不愧為良吏。

8、聖裔設立族長，給與衣頂，原以總理聖譜，約束族人，務要克已奉公，庶足以為族望。

9、孔氏嗣孫，男不得為奴，女不得為埤。凡是有職官員不可擅辱。如遇大事，申奏朝廷，小事仍請本家族長責究。

10、祖訓家規，朝夕教訓子孫，務要讀書明理，顯親揚名，勿得入於流俗，甘為下人。

流寓全國各地的孔氏族人，也都根據大宗主衍聖公的訓規精神，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自訂家規。如（丹陽縣孔氏天啟族譜家規紀），其中詳細制訂了“崇孝道，睦友于，秩尊卑，訓子孫，勤農桑，戒爭訟，安生理，毋賭博“八大項，並且進一步制訂了十條實施細則：

1、犯竊盜事者，送官究治。

2、犯奸淫事情，送官究治。

3、卑幼犯尊長者，罰銀二錢，重責二十。以大欺小者，罰一錢。

4、婦人撒潑干犯長輩者，罰銀一錢，責夫十板。

5、偷盜菜薪雞犬者，罰銀一錢。

6、偷盜衣服五穀者，罰銀五錢。

7、侵損墳塋樹木者，罰銀一兩，草皮一錢。

8、窩藏盜物之家，罰銀三錢。

9、男女混雜、嬉笑、隙窺者，罰銀五錢，責十板。其婦人責其天。

10、凡賭博者，罰銀一兩。

江西臨川孔氏支譜家規條例制訂了二十個條目：遵族長，立房長，立綱首，守孝弟，重節義，勵讀書，崇學校科第，貴教子，義同居，正婚姻，誅不孝，除淫亂，戒賭博，究竊盜，禁僧尼道師學戲隸卒之類，禁婦女朝神拜廟，禁負責螟蛉，禁構訟，禁穿構衙蠹，禁拖欠錢糧等。

在孔氏族規中，對婦女的束縛最為嚴重，制訂了許多專門的規定。如不許朝神拜廟，不許再嫁，不許為婢等，尤其是在婚姻方面，要求族中婦女必須遵從“三從四德”，遵從“七出”，要從一而終。這些規定造成了族中婦女的許多悲劇，給婦女身心以嚴厲束縛。

尼山聖境

十一、孔、顏、孟、曾四氏學

孔、顏、孟、曾四氏學，是為培養孔、顏、孟、曾四氏子弟而設的專學。據《曲阜縣志》記載：“自京師至府州縣皆建學，學事孔、顏、盂、曾。而曲阜縣有縣學，又有孔、顏、曾、盂四氏學，非直以祟報先聖賢也，蓋欲將孔、顏、曾、盂之裔，學孔顏曾盂之學。而縣學及天下學之學孔顏曾孟者，皆式於孔顏曾盂之裔也。又“四氏學教公世子，即仿古太學教公卿大夫嫡子之意。其學之長視郡博，其副視國子臨學錄。四氏生衣青衿坐耳號”。

四氏學源於孔氏家學。孔子死後，其子孫“即宅為廟，藏樂服禮器，世以家學相承，自為師友。而魯之諸生，亦時習禮其家。”所謂“自為師友”，指的是教授者為孔氏後裔，學習者也不超出孔氏子孫，至於“魯之諸生亦時習禮其家”，在當時應該是—種臨時性質的活動。這種家學，歷經戰國秦漢，一直不衰。魏文帝黃初二年（公元221年），下詔兗州“修起孔子廟”並“於廟外擴建屋宇，以居學者”。皇帝下詔修建學舍，這是孔氏家學的一大變化。此後，魏晉南北朝戰亂頻仍，孔氏家學仍有“復學舍，招生徒”的記載，隋唐以後，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勖上書朝廷，請求於家學舊址，重建講堂，延教授，結果朝廷準其所奏，於是孔氏家學不僅得到恢復，並且自此改家學為廟學。

至宋哲宗元佑年間，始增顏、孟二氏子弟，孔氏家學或廟學隨成為孔、顏、盂三氏學。明洪武元年（1368年），將廟學改為“孔、顏、孟三氏子教授司”。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頒給印信，三氏學之名由此確立。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年），應巡按御史毛在之的請求，增入嘉祥曾氏，並改鑄四氏學印信。清末，廢科舉，興學堂。1924年，孔府於四氏學舊址，興建“闕里孔氏私立明德學校”，四氏學至此終結。

宋代以前，孔氏家學的生徒情況缺乏資料記載。宋哲宗元佑元年，官府撥款改建孔氏廟學，正式為之設官，並明令規定。“教諭本家子弟，其鄉鄰願入學者聽。”後又添入顏、盂二氏子孫，且劃撥學田，其收入充生員膳食之用。四氏學所招生徒，除“宗族”這一條件十分嚴格外，並無其他限制。元代，孔、顏、盂三代子弟凡在學齡者均可人學，學員人數並無定製。明成化年間，孔子六十一代孫衍聖公孔宏緒在給皇帝的奏摺中，曾稱子孫在學讀書者不下二、三百人。四氏學設立生員，最初是在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年），當時名額並未確定，廩米亦未供給。嘉靖六年（1527年）首次確定三氏學生員名額，定廩膳生、增廣生各三十名。萬曆四年（1576年），又將四氏學生員的名額廩、增生員各定為四十名，清朝科舉沿襲前朝，四氏學生員體制基本無所變更。

四氏學居“聖人”廟學的地位，在封建科舉中得天獨厚，享有一系列恩優特權，比天下郡縣學佔有壓倒的優勢。在科舉時代，甚至有“無孔不開榜”之說。

科舉時代的兗州考場，分設東、西二棚，西棚在兗州，東棚便設在曲阜。四氏學生中在鄉試科取中，享有特別優厚的待遇。明代，四氏學參加科取便有最低保證數額。清代，四氏學每次科舉中的舉人大都在三名以上，最多時達到八名（同治庚午科）。四氏學生員不人民籍應試，獲取功名的機會自然比一般人多。除科取外，自明成化元年（1465年），四氏學還享有歲貢特例。最初三歲貢一人，後增為三年貢二人，最後確定為全年貢一人，明代成為定例，清代因襲不變。作為“聖裔”的科舉特權，還表現在直接由皇帝恩賜“出身”上，這種恩賜歷代都有。另外，還有不以考試成績而以孔氏子孫身份被破格錄用的情況。

逝者如斯

四氏學設有學官，專門負責學校教學和行政事務。四氏學學官有——：教授與學錄。教授“掌訓課四氏生徒”；學錄“掌副教授，訓迪生徒而教公之胄子”，即兼任襲封衍聖公嫡子的識字老師。學錄本來是國子監的職位，，普通學校都沒有資格設立，四氏學設學錄，乃是“隆以國學之制”，同時再一次證明“聖賢之王遜丕與他學同”。四氏學學官的選擇，有一條不成的規定，即“教授用異性，學錄必以宗人”。孔氏認為“異性則師嚴而道尊，宗人則情親而愛篤，嚴者激勵以成其材，而親者用以拾遺而補闕”。

四氏學的學址及規模，數經變遷。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建在孔廟東南。明萬曆十年（1582年）遷之於按察司東，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又遷學於廟西觀德門外。四氏學的規模，有頭門，有二門，左右角門，明倫堂五間，東齋五間曰“啟蒙”，西齋五間曰“養正”，後堂五間，再後堂五間曰“公子號房”。清朝曾經三次修葺四氏學宮。民國初年，廢科舉，興學堂，四氏學宮荒廢已甚。民國十三年（1924年），孔府在四氏學舊址，改建“闕里孔氏私立明德學校”，四氏學的學田也收歸孔府經營。

（來源：圖書館號·九龍山書院）

圖文編輯：

黃豔生，濟寧伏羲文化學會專家顧問團副團長、濟寧市中華文化促進會伏羲文化專業委員會主任、濟寧市伏羲文化研究院執行院長、安徽亳州譙城區藥用動植物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現代攝影報》記者、《山東青年》記者、律師、心理諮詢師、國家級健康管理師、易學與風水策劃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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