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歐洲歷史的人都知道，歐洲有很多地名都帶有“堡”字，像盧森堡、漢堡、愛丁堡、聖彼得堡等等。城堡，最初作為領主和貴族私人住所，後來發展成武裝建築，現在已經成為歐洲的一個歷史文化符號。

身為一箇中國人，長城對我們來說一定不會陌生，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一項防禦工程，其規模之浩大，設施之齊全，凝聚著我國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但若對城堡和長城深入瞭解的話，會發現其中蘊藏著一種奇特的現象：歐洲遍佈城堡，“統一”的形成始終極為短暫；中國長城萬里，歷史主流卻是“大一統”。如此大的差異，必定有雙“看不見的手”在起著作用。

城堡和長城，是怎樣參與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不一樣的歷史走向呢？

從地理上看，歐洲河流分散，走向複雜，幾大河流分別注入大西洋、波羅的海、地中海和黑海，各自形成水系，可用於農耕的土地被河流分割，被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佔據。地處歐洲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將歐洲分割成為多個天然地理區域，各區域獨自發展形成自己的族群。

這是早期歐洲政權分立的天然地理條件。

歐洲民族眾多，分散於歐洲各個角落，缺少一個主體民族，在發展中要隨時提防和想盡辦法奪取周邊鄰居的資源，整體上“歐羅巴民族”的概念始終沒有產生。

即便是羅馬帝國，在最輝煌的時候也僅僅控制著地中海兩岸，現在的西歐和中歐，生活著大量被羅馬帝國稱為蠻族的“野蠻人”。

在羅馬帝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後，匈奴西遷導致歐洲進入民族大遷徙時期，再也沒有一個可以主導歐洲統一的強大力量了。

城堡最初起源於9世紀至10世紀的歐洲，當時卡洛林王朝倒臺，神聖羅馬帝國崛起，其領土分屬於大大小小的不同領主，歐洲的分裂勢態更加嚴重，有日益固定下來的趨勢。

歐洲境內，不管大大小小的親王、公爵、伯爵，還是次一等的領主，首先不得不先考慮自身的生存問題，為了保衛自己的資源、財富、附屬民，“結寨自保”的城堡就成了自然而然選擇。

城堡主要建在山谷，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易守難攻，一方面也是因為容易搞到石材，節省經濟成本。

城堡建成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農民為了獲得領主的保護而自發或被動的聚集過來，領主們依託城堡控制周圍鄰近的土地，把城堡打造成發動襲擊和對敵防禦的基地。

9世紀，歐洲開始出現簡易城堡，並迅速成為整個歐洲的一種流行趨勢。11世紀至14世紀，是歐洲城堡建設的高峰期。12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歐洲人甚至把城堡蓋到了聖地耶路撒冷。

相對於歐洲，中國是被高山峻嶺和大海環抱的一片廣袤樂土。

中國四邊的地形地貌，在古代都是天然屏障。古代中國的核心區域關中平原、華北平原、江漢平原，除了部分地段外幾乎可以無障礙通行。沒有了地理上的阻隔，各地族群能夠較為方便的進行交流，這是華夏大一統的天然地理優勢。

漫長的古代，對中原農耕地區威脅最大的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當面臨威脅時，擁有共同政治文化背景和生產生活習慣的華夏民族在天子或諸侯霸主的統領下，一致對外，進而形成了整體民族觀。

中國有一個和歐洲城堡防禦作用類似的大傢伙，那就是長城。長城是中國古代在不同時期為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侵襲，而修築的軍事防禦工程的統稱。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為了互相防禦，在地勢險要的地方相繼修築連片的城牆。秦統一後，為防禦匈奴南下，將秦、趙、燕三國的北邊城牆予以修繕，並連成一體，始稱“萬里長城”。

以後歷朝歷代多次修建長城，最後一次明朝的工程最為浩大，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直至清朝，實現對蒙古高原的統一，長城才最終完成了歷史使命。

長城如同一道蜿蜒的巨龍，較好阻止了草原民族小規模的劫掠，外御強敵，內通經濟，給華夏文明的核心區域裝上了堅硬而厚重的保護殼。

歐洲中世紀，是一個政治權利非常分散的時期，神聖羅馬帝國和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大小小各王國，大多隻是對君主勢力範圍的一種描述，並非真正的君主集權程度，更遠遠不能與中國的專制政權相比。

這種社會歷史局面與中國早期的西周及春秋戰國極為相似，周天子僅僅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歐洲的教皇、國王、貴族從本質上講就是大領主與小領主的區別，他們在各自領地內政治自主、軍隊自主、財稅自主，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雖然大小領主都是“教權、皇權、王權”三者的衍生品，但各級領主為了保住自己的實力地位，都要經營好自己的城堡大本營，之後才能四處出擊。

中世紀歐洲的戰爭，長期由擁有私人軍隊的領主自主，呈現一個個“點”狀，各自為戰的意味非常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獨立防禦的傳統。它們只需扼守住戰略要地，就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安全環境。

在冷兵器時代，沒有大型攻城裝置，沒有重火炮，領主呆在城堡內可以說是高枕無憂。而城堡尚只是最基本的單元，每提高一層，都要經歷一番血雨腥風。

遍佈的城堡形成了分割的政權特徵，要想統一，各級領主只怕是有心無力，由此加劇了歐洲分立與分權的傳統。

缺少穩固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使得歐洲很難出現一個人口占絕對多數的民族國家，以此來統攝整個歐洲，更無法長久而穩定透過武力促進歐洲民族融合，使得本來就碎片化的歐洲，更加的錯綜複雜。

除了軍事用途外，城堡還常常與教堂、磨坊一起建造，兼有生產、生活和宗教功能。出了城堡，就是領主控制的村莊，並以城堡為核心形成一級貴族的勢力範圍。

隨著歷史的發展，城堡的政治意義漸漸凌駕于軍事意義之上。可以說，城堡就是政治獨立的象徵，每座城堡，都是一份“獨立宣言”。

中國的對外防禦，從秦代就已經進入到了“面”的縱深，整個國家的防禦體系是成面成片的，東西連綿起伏的萬里長城，就是大一統中原王朝的整體國防體系。

長城上每一處要塞都服從服務於國家的整體國防戰略，不管是崇山峻嶺還是丘陵坡地，或是戈壁沙漠，長城的修建都能因地制宜，並能有機銜接，它是橫穿多個地方行政組織的整體工程，不會陷入歐洲那般的“地方保護主義”。

中國古代歷史，很大意義上就是一部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對抗史。歷史上的多數時期，長城既確保了農耕業的正常生產，又是保持大一統的利器。

大多數時期，漢民族都能夠依託長城這一宏偉的防禦工事，堅守住自己文明的核心區，在漫長的歲月中一次次擊退或者同化入侵者。即使有部分遊牧鐵騎南下掠奪，並一度入主中原，但多數時候只能在中原王朝的邊疆地區淺嘗輒止。

長城在自然地理、氣候水文、生產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宛如橫亙在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的一條鎖鏈，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在現實和心理兩個層面，加固了兩邊人們各自的文化認同。

長城給中原百姓帶來生存的保障，也使得華夏民族更加心相統一。這種文化認同，對大一統觀念推波助瀾，從此中國人對大一統形成了精神依賴。

文明在初生之時是最為弱小的，初起時走什麼樣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就會形成文化傳承，定格在文明基因中。

經過千百年來的歷史沉澱，分治或者統一的概念和歷史記憶，已經深深地刻入了歐洲人和中國人的骨子裡。

15世紀中期，由於火器的普及，威力兇猛的火炮轟塌了城堡的防禦，城堡才真正開始衰落。

再加上文藝復興造成的人文主義思潮和城市手工業發展，讓王權開始擴張，許多地方開始廢除城堡。在此過程中，歐洲才逐漸形成了現代民族國家。

有形的城堡倒塌了，但是無形的城堡還在，雖然歐洲曾經出現過拿破崙這樣希望一統歐洲的強人，但還是敗給了各國聯軍。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自蒙古族建立了橫跨中原和塞北的大一統疆域遼闊的元朝後，長城的戰略作用首次消失了。在清代，統治力再次深入蒙古高原，清廷將不修長城定為國策，對於邊疆民族採取聯姻、分化等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及至近世，中國四邊天然屏障被突破，外敵多從海上來，長城的防禦作用也就蕩然無存了。

其實也不能說大一統之後的中國沒有“城堡”，20世紀中期以前，中國但凡有點規模的城鎮都有城池，其實這一座座城池就可以理解成一個個城堡，只不過中國的“城堡”向所有市民開放，而歐洲的城堡只保護貴族和少部分人。

城堡和長城的修建，背後都遵循著一道自然和社會人文鑄就的鐵閘。無論城堡還是長城，都是統治者把建築政治化的策略。

今天的城堡，在防禦效能上早已土崩瓦解，剩下的城堡已經成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原來的一些城堡向住宅發展，改造成宮室、宅邸及宮殿，併成為聞名遐邇的旅遊景點。

今天的長城，早已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紐帶和象徵。它的莊嚴屹立彷彿告訴世人，中華民族是由眾多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碰撞交融中一步步形成的，正所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千百年後，黯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留下了一座座美麗的城堡和一條條綿亙的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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